供给侧改革的减税经验借鉴

文：申万宏源宏观 王健，李慧勇

供给侧改革的减税经验借鉴

结论或者投资建议

减税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历史上，英国和美国都曾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增长。从结果来看，减税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在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股市繁荣。当然，消极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譬如提高政府收支压力、扩张政府财政赤字、恶化收入分配等。但是如果应对得当，在降低税率的同时扩大税基，并通过减少政府非生产性支出等手段来对冲，减税并不必然恶化政府收支。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执政期间实行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面对20世纪70年代持续陷入“滞胀”的美国经济，需求管理的效果日渐式微，减税作为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手段登上历史舞台。从政策实践来看，1981年税制改革降低了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缩短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对企业投资给予纳税优惠。从政策的效果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81年减税显著降低了企业负担，美国边际实际税率由37.2%大幅下将至26.2%。二是税收收入不降反增，但财政赤字明显扩大。正如拉弗曲线所预言的，税率的降低非但没有减少政府收入，反而由于扩大了税基带来了税收的增加。当然，由于刺激了GDP的更快增长，税收占GDP的比例显著降低。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国防支出却始终处于高位，这也导致了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张。三是刺激了企业投资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减税由于激励了个人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得80年代的美国在投资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前期。四是促进了美国股市的繁荣。期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经历了除1987年短期股灾之外的持续的繁荣，而与此同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时涨时跌，与道指并无明显关联。因此，股市繁荣的主导因素还是减税带来的企业业绩的提升。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同样实行了供给侧管理式的减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负以及与投资相关的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为了对冲上述减税的影响，消费税的比重有所提升。从政策效果来看，一是减税同样扩大了税基、促进了税收收入的不降反升。但由于减税刺激了GDP的更快增长，税收占GDP的比重显著降低，意味着企业税负是减少的。二是英国并没有经历美国式的财政赤字扩张的恶果，这得益于其采取了减少政府非生产性开支以及增加消费税等方式来对冲减税对政府收入的冲击，使得财政赤字收缩，甚至在后期带来了财政盈余。三是减税使得80年代的英国经济持续增长，绩效好于同期的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同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企业的投资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四是在税收占GDP比重降低的同时，股市却走出了长期的繁荣。减税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刺激经济增长，支撑了80年代英国股市的繁荣，富时100指数经历了长期的上涨行情。期间，英国货币市场的利率时涨时跌，与股市走势并无一致的关联，显示出股市的繁荣主要来自于减税等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企业业绩的提升。

目录1.里根政府80年代初的减税政策1.1 减税政策的背景1.2 减税的主要举措1.3 减税政策的效果1.3.1企业负担显著降低1.3.2税收收入不降反增，但赤字率扩大1.3.3刺激了企业投资和美国经济增长1.3.4促进了美国股市的繁荣2. 撒切尔时期的税收政策2.1撒切尔减税政策的实践2.2撒切尔减税政策的效果2.2.1 税收不降反增，但占GDP比重明显降低2.2.2 经济保持连续增长2.2.3 提高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2.2.4 促进了英国股市的繁荣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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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80年代初的减税政策

1.1减税政策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执政期间实行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此前，凯恩斯主义曾在美国大行其道，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却多次出现了经济停滞、高失业以及高通胀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面对持续陷入“滞胀”的美国经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逐渐失去了指导意义，以拉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主张实行以减税为主要手段的“供给管理政策”。其理论出发点在于：美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供给，即生产率低下，是供给不足而非需求不足。只有从供给端着手，优化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以及使用效率，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而美国的高税率则抑制了经济主体生产和储蓄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率低下。因此，减税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的有效工具。并且，面对当时美国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拉弗曲线”还认为通过减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反而使得税收收入不降反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根政府于1981年推出了以降低税收负担为重点的“经济复兴法案”。
   1.2 减税的主要举措1981 年8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根政府提出的《1981 年减税法案》。这是里根执政时期的第一次税制改革。从1981 年10 月开始的3 年内，分3 次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14%~70%降为11%~50%；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为20%。同时，降低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加速固定资产折旧[1]。
       1.3减税政策的效果1.3.1企业负担显著降低

里根时期，通过执行1981 年减税法案，个人和企业以及各类资产的税负都有显著的降低。从边际实际税率来看，制造业的税率由前期的52.7%大幅下降至43.5%；商业的税负则由前期的38.2%大幅下降到27.5%。并且企业投资于机器和建筑物等资产的税负也有了明显的降低。

另外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减税期间有了明显的降低。由于1981年减税法案是分阶段实施，一些政策到1982年和1983年陆续推出，因而从1981年到1983年，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负逐步降低。1983年，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历史低点1.05%，而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也在1984年达到阶段性低点7.55%。

1.3.2税收收入不降反增，但赤字率扩大尽管美国在80年代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税率，但正如拉弗曲线所显示的那样，由于减税刺激了企业投资和美国经济增长，扩大了税基，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不降反升。1981年到1986年，个人所得税由2859.17亿美元增长到了3489.59亿美元；企业所得税由611.37亿美元增长到了631.43亿美元；而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则由5992.72亿美元增长到了7691.55亿美元。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1983年，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联邦财政收入都出现了短期的下降，意味着减税可能会对政府收入造成暂时的负面冲击。但是，一旦经济企稳、税基扩张，减税最终会导致政府收入不降反升。

当然，在此期间，美国的联邦赤字率也有了明显的上升。原因是两方面的：由于税负的降低使得GDP的增速高于联邦财政收入的增速，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有了显著下降；而与此同时，联邦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则一直处于高位，尤其是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有了大幅的上升。因此，如果政府采取减税措施，在降低税负的同时，可能会带来财政赤字率的提升。此时，可能需要政府通过缩减开支尤其是非生产性开支的方式予以一定的对冲。

1.3.3刺激了企业投资和美国经济增长1981 年减税法案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税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是，减税法案的实施是分阶段的，其中一些政策是在1982年和1983年开始实施的。因而减税政策的效果在1983年开始显现，并为此后80年代的美国经济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发现，在减税政策实施之后，美国的GDP和资本形成有了迥异于前期的良好表现。
 1.3.4促进了美国股市的繁荣在税负降低的同时，美国股市却呈现出波澜状况的长牛格局。从1982年的3季度开始直到80年代末，期间除了1987年8月到10月的股市大跌，美国走出了一波长期的牛市。期间，道琼斯工业指数由776.92点攀升至1989年底的2753.2点，上涨了2.54倍。可以发现，这轮牛市的起点与减税政策逐步实施的时间节点是比较吻合的，美国经济也正是从1983年开始逐步好转。而在这轮大牛市当中，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呈现出有涨有跌的震荡走势，因此，这轮大牛市显然并非仅仅取决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1983年到1984年初，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一路上行，流动性趋紧，但道琼斯工业指数仍然持续提高。同样的情形在1987年同样上演，因此可以认为，美国80年代推行的减税政策，由于提高了企业的绩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股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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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时期的税收政策

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同样采用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改革税制。在此之前，英国也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状况。撒切尔政府把改革税制作为应对滞胀、振兴英国经济的重要政策，通过降低税负来激发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刺激企业投资。
撒切尔时期的税制改革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个人所得税。包括降低税率、提高起征点和简化征税层级三方面。1979 年的第一个预算案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原来的33% 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 降到60%。同时，将征税起点从8000 英镑提高到1 万英镑，免税人数大约增加了130 万人[1]。1988年，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进一步下调到25%；最高税率进一步下调至40%。此外，十一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两级税率。2、降低公司税负。公司所得税税率由53%降到35%，起征点从原来的年利润20万英镑提高到22.5万英镑，同时减少中小企业税负，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其发展。3、提高投资收入附加税的免税额，将投资收入税的起征点从1700 英镑提高到6250 英镑。减征土地开发税；降低股市交易的印花税税率和遗产税税率等。4、增加了消费税的比重。消费税的标准税率由8%提高到15%，并且扩大了课税对象。
为了应对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撒切尔政府削减了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减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以政府民用事业就业人数为例，从撒切尔政府初期的77 万人减少到90 年代中期的5 万人，政府规模大大缩小。 2.2撒切尔减税政策的效果2.2.1 税收不降反增，但占GDP比重明显降低减税政策的实行，不仅没有减少英国的税收总额，反而由于刺激了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扩大了税基，而带来了税收总额的持续扩张。从1981年到1988年，英国的税收总额由786.38亿英镑提高到了1379.97亿英镑，增长了75.48%。但同期，由于减税使得GDP的增长更快，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速，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有了明显的降低，由1981年的29.22%降低到了1988年的26.97%。正是由于减税政策的实行并没有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期间英国政府的赤字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反而在后期产生了预算盈余。当然，这也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减少支出或扩大收入的措施来对冲减税的压力有关。譬如，削减了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减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增加消费税的比重等。2.2.2经济保持连续增长受益于撒切尔执政时期采取的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政策，英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在1982-1988年间，英国的平均的GDP增长率为3.82%，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而从纵向看，此前的1970年到1981年，英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仅为1.94%；此后的1989年到1999年，英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为2.37%。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表明英国在这一时期采取的包括减税在内的供给侧管理措施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2.2.3提高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受益于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据日本银行调查局统计, 1981—1987年, 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5.6 % , 同期, 美国为3.6%，日本为2%, 西德为2 .6%[5]。减税极大地激励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热情。1982年到1988年间，英国实现了投资额的大幅增长。按照2005年美元计算，英国的资本形成总额由1981年的1559.43亿美元提高到了1988年的2827亿美元，提高了64%。而平均的资本形成增长率也达到了8.97%，平均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则为7.26%，显著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2.2.4促进了英国股市的繁荣同样的，除了1987年11月的股灾之外，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走出了两波持续的牛市。第一波是自1984年初的略低于1000点上升至1987年11月的高点2385.8，期间富时100指数上涨了1.4倍。之后英国股市经历大跌，在1989年又走出了第二波牛市。期间，英国货币市场的利率则是交替涨跌，与股市走势并未呈现一致的关系。因此，英国80年代的股市繁荣主要还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企业业绩的好转带来的。尤其是，在1984年至1985年4月的股市上涨中，英国货币市场的利率整体上是上升的。1989年间的牛市格局同样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在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股市的上涨更多地来自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企业业绩的改善。